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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前注[40]，梁启超书，第253页。

马俊驹：《人格与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2、101页。人是哲学上的主体，也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容错位。

〔30〕109因此，对于伦理价值的理解应当以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根据，解释并挖掘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可能具有的不同涵义。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423页。人格权之所以产生，本源于人的尊严之维护，因而绝不能成为有损人的尊严之手段。  结语 本文所阐述的二元人格权理论，是为了揭示人格权的内涵所作的一种创新尝试。于是法律人格的依据从法国民法上抽象的看不见的人的理性演变为德国民法上的权利能力，从而完成了民事主体的实质基础从自然法向实在法的转化。

由此可见，在上述人与人身相分离的条件下，人身并非指的就是人，人身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并不会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5〕70-71 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将人格与身份区别开来。{26}德国基本法第21条所规定的人民意志建构，所对应的正是这种情形。

这一点可归纳为现代生产意义的同一性，显然还不能穷尽同一性的内涵。所谓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对应的正是那些虽精通马列教义到足可倒背如流，却无能转换为本土话语从而沟通底层民众的人。在1923年元旦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他已明确表达了今后依靠民众进行斗争的思想。显然，这里有必要将训政中的训导与人民意志建构两个层面加以区分。

与此同时，他们既同情底层民众的反抗，又具备消化吸收西方话语的能力，从而可为农民以及其他形式的起义赋予形式上先进的西洋话语。此一纲领形式上似乎贯彻了中山先生的训政设计，实则不过是在政治上层搭建了一个虚拟的结构，训政只是国民党对上层结构的训政。

1928年10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名义上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一）意志建构与人民成长 所谓意志建构是现代世俗理性引导下的认识论的表达。这一转变，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走向文明与陷入灾难的总开关。  四、孙中山的训政理论 中国效法西方，进入现代政治历史轨道，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新生的第一共和国命运多舛，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基本问题，君主已死，人民尚幼。

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也因失语于传统政治话语，因此自动放弃进阶至旧的官僚体系剩余的机会。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当孙中山先生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三阶段走，训政乃是必经阶段的时候，其实背后涉及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核心困境。

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但是，选举这种非常设的定期召集的民主机制，是否真的就完全克服了世袭制所面临的幼主或者说摄政问题，从而可在因自然原因，如疾病、死亡与分身乏术等情况下，安全和平地移交统治权。

{31} 据此，如果说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乃是华夏一族在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时的先锋队，同时也是重建中华民族为一民族国家的先锋队，虽然其所建构的只是上层政治的公共话语。军政时期乃为求独立，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

二是忽略了训政本身就是为了解决继承人的适格问题。{2}可这是否是说，此种区分恰恰表明了，法治最终仍旧是人治，法治不过如此而已，这其实只触及问题的一半。从前述历史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山先生对于训政的身体力行表达了国民党立党的初衷是要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表，尽管他使用了家长制语境中的一些语汇，而蒋介石则发现了中山先生训政观中的训导的软肋，恰好可以成就他的一己之私。不难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表现在，它们都在人民弱小之时，主动担当起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内容提要:现代政治较之古代并未摆脱统治权与其主体分离的事实，使得摄政至今仍不失其必要性。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

几天后，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然而，起义背后却又有着与现代革命类似的精神结构。

究其原因，不外乎对此冲突的必然性缺乏认识，对此例外状态给予功能性的制度安排缺乏预见。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

现代政治则相反，它根本上是一种古代政治生活的理性化结果，理性化意味着通过规范化和体系化来治理，因此，将功能需求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化，可谓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和成就。首先是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进而就会努力粉饰旧污，以为新治，最终发扬旧污，压抑新治。

此主体临时任职直到新一次的选举会议召开，从而产生出新的统治权主体。{30}如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意味着世界大同的到来，而康有为虽然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虽然并无很多留洋者显赫的家世，以至可以在国外知识中浸淫多年，但却由于天分所在，具备了相当的学习能力，可能尚不足以透彻理解西式话语，却更胜任将其转化为民众易于接受的语言。面对人民年幼，统一的人民意志从而具有行动能力的人民尚付阙如，承继摄政功能的人民代表就非常之必要。

④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这一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类似西游记中孙行者之角色，在现代政治转型中有其特别的功能必要性和规范约束性，{12}它不仅要有行动决断能力，还要具备足够的道德信念与担当。

以话语和知识建构为内容的人民成长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废除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承上启下，向时开启了重建可为大多数人能力所及的语法和语词，重新诠释旧典，制造新的民族图腾与想象。世袭制是传统君主模式对此冲突的经典解决办法，故君主模式也被称之为家长制或者家天下。

  三、谁是人民的摄政者？ 现代民主政治以理性立身。{20}黄仁宇先生在对近代中国的分析中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而共产党则搭建了低层结构。

摄政者不是将皇位还政于上一代君主所指定的继承人，而是将皇位留给摄政者自己或是自己的子孙。{21}同一性，也即民主政治的一，是一种抽象的表述。无论古代政治还是现代政治，都必然要处理政权因主体的有限生命面临的继承人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民主选举面临的困难远超出世袭制与亲族摄政制度提出的挑战，为了解决主体的合法性而引入的定期召集和选举制，结果引发了更为强烈的统治权与统治主体间的紧张关系。

正是因为正视这一立宪君主制下仍难免会遭遇的困境，才使得通过制度安排使其从可能的篡夺政权的危险中脱离出来，成为可平安度过的常态政治。对这一问题敏锐的洞察者，自然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先驱孙中山。

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挑战，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政党一度担当的正是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的角色，只是这样一种角色中途为蒋介石集团所放弃。既不知方向，就必然会对所训之政产生误导。

而后者则是贯彻既定意志，与人民意志之间是一种授权和委托关系，所以更接近代理，可称之为广义的代表。那么，共产党则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之际的民族先锋队，它所建构的是底层民众和本土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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